去年仲秋，稼句兄打来电话，说是平江区正组织编写“苏州桃花坞丛书”，问我可愿意负责其中的一本。我爽快答应了，这多半在稼句兄意料之中。因为近几年，虽然我已几次婉辞了参与丛书写作的邀请，但关于桃花坞的书，我是一定要写的。原因很简单：我出生在桃花坞，生活在桃花坞，对桃花坞又爱又恨，爱和恨，几乎都是“浓得化不开”。

1947年春，我诞生在桃花坞“龙兴里”，龙兴里是桃花桥弄北端，过龙兴桥后直巷东侧的一条横巷。幼时的记忆实在没有留下什么，只隐约记得院子很大。龙兴里东北面是水面很宽的长鱼池，池边荒芜，但有几棵大树、几家茅屋而已。当我家搬到长鱼池北面约200米处的“三角湖”南岸即地名所谓“龙兴桥底西蔡家桥”时，中国的政权更迭已经有三、四年光景。也就是说，当我开始懂得玩耍和记忆、思索、学习时，已经是“新中国”的年代。而这个家，才是我的“老家”。

我家从龙兴里搬到西蔡家桥，是很有些喜剧色彩的。父亲当年因故放弃了为报刊写新闻稿的生涯，从上海来到苏州从事“制革”生产，“制革作坊”就办在龙兴里。父亲就在龙兴里做生意、结婚、生子的。

新中国刚建立的几年，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是积极鼓励，发展生产。当时，我父亲的生意也蒸蒸日上，有关部门便竭力鼓动他重寻生产场所，把制革作坊做大。于是在各方配合下，在龙兴桥北端三角湖南岸一个已废弃的宅基地上，建起制革厂，这里位于西蔡家桥西面，直线距离约200来米。“厂址”实际上是政府替父亲选择的，门牌为西蔡家桥18号，它占地面积很大，有几十间房和一个篮球场般大的院子，最多时厂内有职工20多人。事先，父亲也曾请人看过风水，说是要“大发”，所以父亲拍大了胆买下这块地基。谁知厂房建成后，就遇到政治运动不断。后来又遇统购统销，制革的主要材料猪皮与牛皮，一统购，市场上就买不到了，没有了原材料，生产就难以为继。接着，又公私合营、合作化，当时制革厂在东中市有爿销售皮制品（皮鞋、皮箱、皮带等）的店铺，是参加“公私合营”还是“合作化”？又被搅得日夜难安。父亲惶惑了：明明是好风水，如何一直“不顺”呢？

终于合作化了，“合作社”设在齐门内下塘，所有生产资料、工具全搬去了，18号内只住我一户人家实在太大，于是全家搬到最西边的16号（原职工宿舍）住下，18号先后租借给硝皮作坊、纱厂、机床电器厂等使用。

西蔡家桥16号、17号、18号，是连在一起的，三幢房屋3个大门3个门牌，大门都是朝北。三角湖南岸就这“三户”人家，龙兴桥、长鱼池一带的居民就习称它为“三家村”。三家村往东直到西蔡家桥，向南直到长鱼池，全是农田、荒野和坟地（田野中另有两家茅屋，即14号、15号，主人均为菜农）。16号是独户，车厢式的两间。东隔壁17号，是一座典型的苏式大院，门口沿河有照墙，大门内是大院子，有厢房。大院子后另有围墙，围墙内才是主人的客厅、厢房，再后面才是内厅，厅房有楼，再南面才是有花木、湖石之胜的院落。据考，17号的主人就是旧时大名鼎鼎“孙园”的后裔，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孙家已败落。50年代起，尽管孙姓后裔还住在17号内院中，大院厢房、边房等，都出租给他人住用了。17号东侧就是18号厂房。

“三家村”座落在桃花坞、也是苏州城内最西北部。内城河从阊门水城门进来，沿城墙脚东北走向，经尚义桥，过西四亩田、东四亩田、城北里北侧，到达“三家村”此处，又一分为二。一条继续沿城墙脚东北走向，直去平门，仍称内城河；另一条岔开直向东去，穿过西蔡家桥、东蔡家桥，进入原“五亩园”内，称蔡家河。东西向的蔡家河与继续东北走向的内城河之间的大块地盘（呈三角形，面积在百亩以上），宋代时是蔡庄所在，但解放初已成荒野，除了几个小池塘、几家茅屋、一些灌木丛外，主要已是菜田。“三家村”北面的水域人称“三角湖”，之所以称“三角”，就因为内城河到这里一分为二，形成三个河口的缘故；之所以又称为“湖”，因为这里水面宽阔，从南岸到对面城墙脚，三个河口汇合处，长度与宽度起码各有100来米，而通常水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就称湖了，三角湖是名副其实的。吴语湖、河不分，所以三角湖有时也称作三角河。三角湖实际是西北内城河最宽最深的一段，湖西南边还有个凹塘，秋天专供装满稻柴的船只停歇靠。旧时桃花坞居民炊事用的燃料稻柴，几乎都从这里上岸买卖，凹塘也因此被称作稻柴湾。“三家村”北临三角湖岸边的砖砌小路，据说筑于太平天国占苏期间，它东接一条泥路直达西蔡家桥那顶小石板桥南堍，西去几十米至稻柴湾，又南折百多米，过长鱼池西口，与龙兴桥（巷）北端相直。湖的正北面，就是西南——东北走向的古城墙，高高完整无缺的古城墙外，就是更加宽阔的外城河，再北面就是火车站了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城墙拆去，城基扒低，站在“三家村”门口，就能一眼看到当年城堡一样的日式火车站。

这个介于苏州平门、阊门之间，面积至少在千亩以上的蔡家桥地段，即内城河以南、东西四亩田和长鱼池以北、原五亩园以西的地块，除“三家村”外，已没有连片的民居，广野之中，只有疏疏点点的几间民房。直到1958年，这里还拥有未经破坏的江南田野风光，是桃花坞腹地中的腹地，小桥流水、高树丛林、孤寺废院，以及荒坟、湿地……这块地盘的东南边，才有些连片的断墙残垣，那已是今大营弄、西大营门一带。而这近于荒野的地方，对桃花坞居民来说，是最为广阔的后花园，尤其对我们小孩来说，更是五光十色、趣味无穷的自然天地。

每当春天，我和我的同伴（乡邻的孩子和自己的兄弟姐妹）兴致勃勃地迎送着一批批踏青的游人，或者攀折杨柳，采摘桑叶，看菜农点豆种瓜，看渔夫捕鱼捉虾。夏秋之际，这里更是一个繁忙的世界，浓荫深处，虫鸟乱鸣，我们或者在河边柳荫下垂钓，或去草丛里捕捉漂亮的昆虫，或者钻进水里惊吓河中的鹅鸭，或者爬上树巅捉拿知了（蝉）与天牛。高兴的时候，在野地上打几个滚，做着老鹰捉小鸡、官兵捉强盗的游戏，甚至互相以掷泥块取乐。夜晚，满天的繁星，又是数数儿的对象。我们也曾在葡萄棚下静悄悄地偷听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，也曾手持蒲扇扑打流萤，也曾被“纺织娘”声响所吸引。

而看“落水鬼”，则是最刺激的节目。

所谓“落水鬼”，其实就是水獭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城河里特别是三角湖中多有水獭，每到夏秋，白天闷热、夜晚清凉之时，河（湖）中的水獭有时就会爬上岸来，蹲在河边纳凉。月光下，黑黝黝的像只小猴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它就“噗嗵”一声跳入水中。大人们常吓唬孩子，说这就是“落水鬼”，要“拖人下水”的，但我们都忍不住躲在树后或草丛中张望，看那水獭既要纳凉，又紧张兮兮，随时准备窜入水中的样子，真是又紧张又过瘾，但各人心中又有几分害怕。

更多的时候，就围着大人听讲各种故事而又惊又喜。

少年时的桃花坞生活是无忧无虑的。但在父母眼里，我一直是个闯祸的胚子，因为“闯祸”，没少受到训斥，偶而还遭到拷打。被训斥或挨揍的原因，却又多与桃花坞息息相关。

很厉害的一次是采桑椹。蔡家河南岸多杨柳树，但东、西两座蔡家桥的桥堍，却有几棵大桑树。西蔡家桥南堍的一棵，尤为粗大，主干一个人都抱不过来，它已歪斜岸边，一些树枝已接近水面，年年结满桑椹，通常路人走过，摘几颗尝尝而已。桑椹成熟后挂果期短，平常我们也不在意。谁知有一次，我与几个伙伴去五亩园玩，傍晚回来，走过西蔡家桥南堍，见树上满是紫黑的桑椹，鬼使神差地忍不住爬上树干采摘，一边摘一边吃，直到天色暗了，才想着回家。家中人正在着急，父亲见我嘴角并脸上紫黑色的一片，急问做啥去了，问明是吃桑椹，当场就放下脸来，一口咬定我是到人家桑园里偷吃。我说是野树，父亲斥道：“果树都是人种的，今天拿人家的桑椹，明天就采人家的桃子、橘子了！”——当时桃花坞大营弄、西大营门一带，许多废院中都栽植桃树、橘树。平常听我们去五亩园、唐家园，父母总提醒别去随便摘果子。我有点不服气，咕噜了几声“明明是野桑树”，父亲勃然大怒，抄起鸡毛掸帚，一顿狠揍。

起初我在东中市小学（钱业小学）读书。在东中市小学，“幼儿园”念了3年，小学念了4年，要说印象，是觉得自己长得很慢，从小班升到中班，再升到大班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，“升级”多慢啊，上学、回家，有趣的事好像都在课馀。大约小学四年级时，有一次上“劳作课”，不再是“折纸工”（即把纸片、纸板按要求折成或剪贴成各种几何图案或动物形象）、做风筝等，而有了一些社会劳动，如扫地、植树等。那天，学校忽然动员学生去铲“千脚泥”。当时民居室内多铺砖地，人们来回走动时，鞋上沾的湿泥杂物日积月累，砖面上便积有污泥，千次万次，压紧成泥，所以名叫“千脚泥”。据说铲下的千脚泥用来沃地很肥，很受农村欢迎。于是学校动员小学生“积肥”，铲千脚泥成了一道最热门的风景线。每个同学都一手拎着篮子或吊桶，一手拿着铲子、竹片之类的东西，先是在学校的大礼堂（铺的是方砖）里铲，后来就到周围居民家有砖砌的门庭或客堂中铲。最后，不知谁建议，学校斜对过虹桥下面有一户人家，有好多厅堂，都有千脚泥，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，跨过虹桥，沿（阊门）下塘街向东走了好一段路，才到达（后来才知，这户人家就是陆润庠状元故宅）。大门不开，走的是边门，一进去，就是长长的弄堂（备弄），光线暗暗的，阴森森的，但走进去后，走一段路，左面或右面，就有个门，推开门，里面就会有天井、厅堂，砖铺的地面上，都有厚厚的千脚泥。同学们就像发现宝贝似的欢呼起来，各奔东西，用铲子铲泥，又把一篮篮千脚泥汇聚到老师带来的萝筐里，劳作课就算结束了。后来，“千脚泥”越来越少，就转移阵地，来到桃花坞大街，大街的北侧，像陆状元故居的老宅有好多，但铲千脚泥的人也多，遇到其他小学的学生，为争着铲泥，时时吵闹，往往闹到主人出来“劝架”，老师过来训斥，才作罢休。

又如，同学们都有各种纸张，折成飞机，迭成纸袋，包书面等，或者薄的，近于透明，正好放在画片上，予以描绘，或是彩色的“腊纸”，可刻剪成各种图案。我父母不知出于何种想法，从不给我零纸，于是，我就想用东西与同学交换，苏州话叫“调”。用什么“调”呢？东西太多了，什么都可以，一只知了（蝉）、几只金火虫（金龟子）、天牛、纺织娘、蟋蟀等。这许多昆虫，在桃花坞可是应有尽有啊。但最吸引同学的是一种叫做“红黄蓝白黑”的“蚱蜢”——后来才知，它其实就是蝗虫，并不是尖头的蚱蜢。不过，这种蝗虫，身子不是土黄色，而是绿色，最奇怪的是两条高高撑起的后腿，是彩色的，一段红，一段黑，一段黄，一段绿，而且表面非常光亮，像上了一层蜡，特别显眼。这种被我们称之“红黄蓝白黑”的蝗虫，似乎只有我家后面，即南面围墙外与长鱼池之间的荒地坟冢中才有，“红黄蓝白黑”颜色鲜艳，飞不大高，以蹦跳为主，又不易死亡，许多同学都喜欢，一只“红黄蓝白黑”可换10多张纸。有一次，我用几只“红黄蓝白黑”调了一个同学一本未用过的“发票簿”。回家给父亲发现了，父亲大吃一惊，以为我拿了哪一家商店的发票，直到问明事由，再跟我去家后荒地上捉了一只“红黄蓝白黑”后，才算了事。而那腿上彩色的蝗虫，也引起了大人们的惊奇。之后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再没有见过后腿彩色的蝗虫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四年级（1958年）时的一次“轧神仙”，印象最为深刻。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四，正逢公历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，又是星期天，不仅中市河北的下塘街“神仙庙”附近是人看人，人挤人，中市河南的东中市、西中市大街上，也是人山人海。大街两旁，放满了各种花卉、盆景及玩具、工艺品。特别是东中市从皋桥到中街路口的一段，人行道上，简直成了花卉的世界，郊区花农还运来许多白兰花树，每一株都有二人多高，种在巨型花盆里，树干都系在用粗竹竿扎成的架子上，花树都是刚从虎丘暖房里搬来，花树上还开着白玉般的花朵，芳香扑鼻。当时东中市小学的校门朝北，面对东中市大街，门内前后两个大厅，也都堆满了各种花树。略小一点的花树更是挤满了路两旁，一堆一堆的，有桃树、海棠、山茶、玫瑰、月季、蔷薇（习称“十姐妹”）、杜鹃、栀子花、玳玳花，还有各种半人高的小竹树、南天竺、枫树、桑树等，价钱大致是每株2分到3分，草本的花花草草更多，而最多的则是旧时被称作“千年蒀”的万年青了，每棵也只1分或2分。皋桥东堍北面是张广桥，桥的南堍东、西两旁较宽，东面是一家南货店，店门前是几个出售金钱龟、洋老虫（白色小洋鼠）、各种宠物狗的小摊。金钱龟是一种龟背有黄色花纹的小乌龟，又称神仙乌龟，它们都趴在一只只面盆大小的木桶里，供人观赏、挑选，每只3分或5分。有一个卖金钱龟的摊前，正演着“叠罗汉”。摊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，当时戴眼镜的不多，所以愈加引起我的注意。走近一看，一只足有尺把高的木桶上面，罩着渔网，里面竟有十几只金钱龟。眼镜老头手持一根细木棍，穿过渔网伸进桶里，嘴上念念有词地哼着什么。再仔细看去，奇了，原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金钱龟，在老头细木棍的指挥下（也许起指挥作用的是老头的哼哼声），竟沿着桶边爬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最大的金钱龟爬在桶底中心，之后，一只较小的爬到它身上，接着，又有一只更小一点的爬到第二只龟身上，接着又第四只、第五只……依次跟着爬上去，分别踏在它的“伙伴”身上，大约总共八九只吧，搭成了一座宝塔，时称“叠罗汉”。爬在最上面的一只金钱龟只有铜钱那么大，它那高高翘起的尾巴酷似那宝塔的塔尖。众人乍见这“叠罗汉”，皆惊得目瞪口呆，之后有好多年，我都一直引以为奇。几十年过去后，我才知道，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乌龟“叠罗汉”（又称“龟塔”）的记载，生物学家也证实，乌龟天生就有这样背甲相叠的习性。

工艺品小摊上，还能见到出售的“面人”。面人是用混合了各种鲜艳颜色的淀粉泥（相当于后来出现的“橡皮泥”，但比“橡皮泥”鲜嫩），通过人手的巧妙捏合而成。面人多做在去掉灯芯的空玻璃电灯泡里，每只灯泡里的面人往往组成一个故事场面，如《白蛇传》里的“水漫金山”，《宝莲灯》里的“沉香劈刀救母”，《西游记》里的“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”，水浒故事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、牛郎织女等。 “面人”做得惟妙惟肖，背景（山水、建筑、树木等）及各种道具（如雨伞、宝剑、扇子）也都塑得十分逼真。在一个普通灯泡大小的玻璃泡里，能容纳捏塑成的各种传统故事大场面，真让人叹为观止。但面人的要价很不一致，一般的每只玻璃泡要5分，贵一点的要1角。我记得，最贵的要算“水漫金山”了，或许玻璃泡里安置的面人多（有白娘子、小青青，各种虾兵蟹将及大小和尚），又塑有山、水、庙等背景，要价竟高达2角1只，对我们大多数小学生来说，这真的太贵了。当时买支铅笔才3分，看部电影也只5分钱。

念完四年级，东中市小学忽然要改成“寄宿制小学”，学生都要住在学校里。不寄宿的学生都转学到附近小学，我也就来到石幢弄的桃坞小学念五年级。这正是“大跃进”最红火的时候，要“大炼钢铁”，要“15年超过英国”，各处都砌起了小高炉，砌高炉要砖头，残缺的城墙上有的是，大人们都去搬运城砖了，小学生则到处在各个角落（特别是河边）收集小砖，然后放在竹编菜篮中，每两人拎一篮送到学校，又集中排着队，敲着锣鼓，拎到砌高炉的地方。当时东蔡家桥一带的荒地和菜田里，一只只小高炉就这样砌起来了。高炉边，放着成堆的暗红色矿石，据说就是铁矿石。还有不知从哪里搬来的好多灰白色的太湖石假山，工人正用铁榔头把它们砸成拳头大的一小块一小块，这就是炼铁必需的石灰石。还有黑色的焦炭——那是用煤放在窑里烧炼出来的，一块块，也是拳头般大小，它表面布满了小孔。不知谁发现，将焦炭放在头颈后短发上擦过，短发会被吸住，猛一掠过，头发被拉住，很痛。于是许多男生都拿着焦炭各自追逐着“吸头发”。

高炉点火后，这些铁矿石、石灰石、焦炭全被丢进炉子里，炉门已被青泥封住，鼓风机鼓起风来，就算是炼铁了。高炉的炉口上下各一个，据说，上面流出的炉水是炉渣，下面流出的才是铁水。“出高炉”时，只见工人用钢钎把封炉门的青泥凿开，里面红彤彤的炉水就流出来了，于是，锣鼓敲起来了，庆祝“炼钢”成功。

当时，东蔡家桥北面的空地上，全是高炉，而西蔡家桥北面，亦即我家河对面的旷野上，则是炼焦炭的地方。一只只泥封的土窑，像是巨大无比的黑色馒头，窑顶留着出烟口，整日整夜冒着火光与烟雾。

忽而，家家户户又要贡献“废铜烂铁”了，每家都把铁床、铁椅，甚至铁门以及各种破铁锅、铜吊子、铜暖锅、铜脚炉搬出来，称斤折价，卖给国家支援建设。许多家的铁门，特别是一些家住志仁里、外五泾浜、西中市、舒巷、德馨里的同学家中，有铁门的，几乎全被拆下，送到高炉里“炼铁”了。而我们小学生的任务就是“拣”，“拣”一些钢铁小杂件，送到学校，没有的话，也只能将家中尚存的小零件如铁锁、铁钉、劈柴刀等等，偷偷地送到学校——谁愿意挨老师批评啊？记得有位同学，为了不挨老师批评，把家里门窗上所有的铁搭配撬了下来送到学校，结果被他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。

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小学毕业是不用考试的，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。桃坞小学的毕业生，按地段全部升到市第四中学（即原桃坞中学）。这时，“大跃进”、“大炼钢铁”的喧闹已经过去，炼铁的高炉也几乎一夜间全被拆毁，接踵而来的是三分天灾、七分人祸的“困难时期”。粮食供应减少了，其它食品更几乎绝迹，桃坞中人未能幸免。为了对付食物匮乏的威胁，城里的居民纷纷于房前屋后栽种作物，充分利用边边角角每一块空地，这种自力更生“垦荒”的形式，当时称为种“十边地”。桃花坞腹地空闲地多，昔日的城墙上，砖已搬光地扒平，城河有的河段也被填去一半，还有路边、院子里、花坛上，炼焦炭造成的土堆上，可利用之处实在是多。那些角角落落，能种上蔬菜的地方，全种上了蔬菜。三角湖西南边，被倒垃圾的偷偷倒了几个月的垃圾，著名的“稻柴湾”就是这时被填掉的（这时市民燃料都用上煤球，稻柴已很少进城销售，“稻柴湾”也失去功用）。附近的居民在填去的河湾上开垦栽种，我家也在这里占得一块空地种起蔬菜。

十边地上种豆、种瓜，种得最多的当然还是青菜。特别在秋天，栽种的几茬大青菜，总是长得又大又肥，厚实的矮菜梗，青玉般似的，撑起墨绿色的菜叶，油亮油亮，一棵棵整齐排列。看着亲手栽种的青菜日长夜大，家人特别是我们兄弟姐妹，就别说有多兴奋、多高兴的了。

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从大街上回来，瞥见河边一畦菜田里少了几排青菜，裸露的地面还留下一个个小坑。“不好，有人偷菜！”边想边赶到河边，看见一个中年人，正在转弯处踯躅不前。他挑着一副大得出奇的破箩筐，但人长得白白净净，穿戴也整整齐齐，看年龄，最多也就40岁吧。整个神态，一点也不像常见的货担郎。奇怪的是，他肩挑的箩筐，一只像是装了东西，沉沉的；另一只大约还是空的，翘得高高的。过去一看，呀，那沉甸甸的箩筐里，装的正是刚从田里拔起的青菜，菜根上还粘着泥土。我一手抓住箩筐，愤愤地问：“这青菜哪里来的？”中年人本来就有些恐慌，此时更涨红了脸，嗫嚅了好一会，眼里似乎还噙着泪水，见我不松手，终于撂下箩筐，跌跌冲冲地跑了。弟妹赶来，见了也七嘴八舌嚷个不停，因为那只空箩筐里竟有一把半新不旧的黄油布伞！伞面上，还有写得特别硬挺的六个毛笔字：蔽风雨，护人生。

见我们对着雨伞发愣，闻声前来父母，埋怨我们“太鲁莽”、“太过分”——当时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单纯可爱：见到别人留下的东西，好像都有责任把它归还原主，否则就是不道德。可是，我们又能怎样“物归原主”呢？最后，还是大人们建议，把这把伞挂在门口屋檐下，希望主人能来取回它。

可惜，那是个凸显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年代，除了食品有人觊觎外，其他东西，是很少会被贼偷光顾，更别说旧布伞了。从此，这把油布伞一直挂着，经受了不知多少天的日晒夜露，直到完全散了架。

那位中年人，再也没有出现。

桃花坞水域多，所以鱼也多。本来，渔民们在城河里捕鱼后，桃花坞居民就近买鱼，既方便又便宜；居民带着小孩，河边捉鱼、钓鱼，摸点蚌与螺蛳，也是家常便饭。但困难时期，桃花坞一些主要池塘和河段都被用来养鱼，大家也就不能随便捕捉“鱼腥虾蟹”了。我家门口的“三角湖”更是成了桃花坞最大的鱼塘。看护鱼塘的就在湖对面城脚下湖边，搭了个草棚，一半伸入水面，人住草棚上，渔船放在棚下。起先，附近的居民，特别是我和我的伙伴，与看护渔塘的就常常有争吵，我们能捉的、能钓的，都是野鱼（鲤鱼、鲫鱼、串条、鳑鲏），而他们养的只是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。野鱼凭什么不让我们捕捉呢？再说这城河、三角湖又不是他们的。

第一任看鱼塘的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。男的长得矮小，但十分精悍，不知姓什么，我们仿照《水浒》里的说法，称他为“矮脚虎”，女的是个哑巴。矮脚虎一见我们钓鱼，就出来叫骂，我们很怕他。就常趁他不在时，隔了岸边，嘴里叽哩括拉，并挥手拍脚，尽量作出斥骂哑巴的样子，哑巴此刻也会钻出草棚，与我们隔空斗法，她音色粗哑，手掌凌空挥舞，就这样几乎每几天都要闹一场。

后来，此事被矮脚虎发现了。他也不坐船（待船划来，我们早逃走了），而是偷偷从城河西边东四亩处（那里有小桥）绕道赶过来，好几次追到湖边，我们才发觉，狼狈逃回家中。沮丧了好一阵，我们终于想了个法子：惩罚矮脚虎。原来矮脚虎进出都是赤脚，从不穿鞋，我们就在他绕道过来的湖边丢了好几枝棘荆，还用剥下的硬刺和铁丝、图画针，朝天埋在泥土中。那天，趁他们夫妇都在时，故意哇啦哇啦笑骂，还用竹竿装作钓鱼的样子。矮脚虎恼了，威吓了几次，见我们没有停止的意思，就“故伎重演”，又绕道而来。我们装作不知，叫骂得越加起劲，矮脚虎愤愤而来，全然不知小路上的“机关”，刺得脚掌都流血了。这一“仗”的结果是：矮脚虎告状告到我父母处，我们意识到闯了大祸。谁知矮脚虎并不像《水浒》中的王英那样鲁莽，居然很会演戏。对着我父母又是作揖，又是流泪，还抬起流血的脚让大家看，又喃喃地讲了不少话。矮脚虎走后，父亲狠狠地骂了我一连串的“小赤佬”，“一点规矩也没有”，严训我们以后不许嘲弄哑子。但此后，矮脚虎居然让我们小孩自由钓鱼了。

一年以后，矮脚虎夫妇走了。来了个讲北方口音的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眼大眉粗，而且是个麻脸，很有些威势。他起先也不让我们钓鱼，我们又忍不住了。终于有一次，我们五六个人站在湖边，高声叫道：“麻子麻，采枇杷，枇杷树上有条蛇，吓得麻子颠倒爬。”谁知麻脸并不生气，咯咯笑着摇船而来，见我们四散逃去，他也不急，把船只系在码头上，坐在船头唱起小曲——我们已经知道，这个麻脸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高官。解放时，不知何故没被判刑，也不安排工作。后来，就顶替矮脚虎来看鱼塘。他唱的小曲，我们又听不懂，只得远远地骂道：“反革命，反革命。”麻脸这才生气了，连声喝道：“老子是反革命，谁是老革命？”边喝边起身摇船回对岸去了。后来听说又找到我们几家住户的大人，又有约定：鱼，让我们钓，原因还是我们小孩是钓不到家鱼的；人，不许骂，不许骂“麻子”，更不许骂“反革命”。几天后，父亲神色凝重地问了我事情经过，但他没有责备我的意思，叹道：“这‘麻子麻’，也是儿歌，不算是骂人吧？但‘反革命’，千万不能随意叫呵！”

三年“困难时期”，对桃花坞的伤害虽然严重，但还没有达到“伤筋动骨”的地步：桃花坞的街巷格局未变，桃花坞的居民成员，也几乎没有变动。1964年到1965年，桃花坞又开始恢复生气，但学校里，政治老师和班主任（通常是出身好的青年教师担任）开始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斗争了。他们嘴里讲出的“阶级斗争”其实是很可笑的。讲来讲去，无非是校门口的私营食品店、街头巷尾有烘山芋摊头，社会上有人非法买卖布票、煤球票，“黑市（农贸市场）”里有人把粮票换鸡蛋……但当时，是作为严重的“敌情”来讲的。桃花坞的居民，无论是文化人（桃坞文化人以教师、艺术家为多）、手工业者（工艺从业人员），还是一般的企业单位工人、商贩、菜农，其实都很本分，既没有大红大紫的名家，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坏蛋，但在学生眼里，也有几个“表现”有点特殊的人物，例如，被我称之为“六宜楼”的一个老头和外号叫做“男派出所”的妇女。

老头住在市四中东面“宝城桥弄”北头的一个四合院里。四合院南面当时是个无主废园，北面就是地名叫做东四亩田的荒野，东面是东西向桃花桥四弄，往东直达龙兴桥南堍，与桃花桥弄北端相交。四合院很大，里面除屋舍外，还有花圃、天井，年龄约50开外的老头似乎就是这家的主人。平时，四合院大门总虚掩着（当时桃坞人家的大门，白天虚掩的多，关闭的少），但少见有人来往。老头每天出来散步，一袭长衫，把那慈善的相貌、适中的个儿裹得十分得体。要说奇怪，就是老头后脑勺上还留着发辫，走路直挺挺的，一手后挽，一手拂着山羊胡子，很少讲话，脸上却总带着微笑。这微笑似乎不专对某个人，而是对着被他注视的整个世界。在我们这些被政治教育搅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学生眼里，这怪老头活脱脱就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了。

一天午后，我与母亲从西中市买了两客“生煎”（吴语，即生煎馒头的省称），沿桃花桥弄往北回家，老头从桃花桥四弄走来。母亲正与一位熟人打“招呼”，熟人问：“阿是现在还有生煎买？阿是哑子（吴语，即哑巴）做的？”母亲答：“正是，大观园买的。”大观园是西中市的一家饮食店，楼下设一专做生煎馒头的灶台，“主锅”的是个哑子，瘦长个，他做的生煎馒头特别鲜美，人称“哑子生煎”。

大观园就在著名的菜馆“六宜楼”西隔壁。“六宜楼”在困难时期，没有倒闭。此刻，已改建一新，巨大的招牌“六宜楼”前还冠有“皖省”两个字。老头径直走过来，也不管我们认不认得，点头就说：“哑子生煎好！”我很奇怪，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。老头笑了，对着我手中装着生煎馒头的钢精锅，点头道：“六宜楼隔壁买的？”母亲应了一声，老头仍旧看着我问道：“小弟弟，六宜楼，六宜楼，倷阿晓得（知道）‘六宜’的意思啊？”

“六宜”是什么意思，我还真不懂，但老头这一问，是冲着我来的，不得不答。我想起了招牌上“皖省”两字，便随口答道：“是安徽省吧？”老头未等我说完，拍手笑道：“真聪明，真聪明，是安徽的，安徽多竹啊：‘夏宜急雨，有瀑布声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。宜鼓琴，琴调和畅；宜咏诗，诗韵清绝；宜围棋，子声丁丁然；宜投壶，矢声铮铮然；皆竹楼之所助也。’佳哉，佳哉！”说着，又对我们点点头，扬长而去。

老头所背诵的是宋代王禹偁《黄冈竹楼记》中的一段，王不是安徽人，黄冈在湖北省，似乎与安徽也没有关系，“六宜”与安徽有什么关系，我至今未弄明白。但那次老头给我印象深极了：热情，和蔼，又有点怪。一口的苏州话，又糯又软，而背诵的句子，又是那么朗朗上口……只是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，连我母亲也不知，后来提起他，我就称他“六宜楼”。

“男派出所”是一位中年妇女，住桃花坞大街沈家弄，据说原是木渎人，没有正式职业，为苏州扇厂画扇面，以“外发加工”为生。这位妇女面目清秀，做事说话慢条斯理，什么都比人家“慢半拍”，特别是说话，总是很“老式”。最好笑的一次，调查户口，她不在家。事后听人说派出所有人来（当时对公安警察，习惯称派出所的，绝不像港澳片中通用的“公安”两字）。她听了，呆了半晌（也许是吓着了），才缓缓问道：“真的？是男派出所，还是女派出所？” 她问是男警察还是女警察，但话讲得别扭，周围的人一下子都笑开了，后来干脆就称她“男派出所”。

“男派出所”一直未婚，似乎也没有什么亲戚，领养了一个男孩，在念初中，生活相当清苦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“六宜楼”与“男派出所”，是在1968年的12月14日。这一天，市四中及其他几所中学“上山下乡”的学生，是在平门桥乘船出发的。当时，平门桥南堍及马路上站满了前来送行的家长、老师，“下乡知青”纷纷上船，岸上的人，有哭哭啼啼的，也有强作笑颜的。我与母亲作别后，也准备上船，猛地发觉“六宜楼”与“男派出所”也在送行人群里。“六宜楼”依然是长衫一领，但他脸上失去了往常的笑容，毫无表情，两眼茫然地望着我们这批正在上船待发的青年学生们，山羊胡子在略显干瘪的下巴下不时地抖动着；而被人搀扶着的“男派出所”，则哭得像个泪人似的。难道“六宜楼”也有小辈下乡插队？难道“男派出所”领养的孩子也到了下乡的年龄？当时的我，自顾不遐，也没多关心。

后来，回家探亲，我问起“六宜楼”与“男派出所”。据母亲说，“男派出所”不久就失踪了，有人猜测，她是回木渎老家去了。而“六宜楼”起先依然在桃花坞大街、桃花桥弄、宝城桥弄、龙兴桥一带散步，脸上仍然挂着笑容，只是愈加不与人打招呼。约两年后，有人说他生病，被送去医院，从此也没见回来。

改革开放后，每逢我们全家团聚，还都忘不了谈谈“困难时期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在感慨世事巨变的同时，总会提起那几位与我们有“瓜葛”的人儿来。特别是留下油布伞的中年人，要是健在的话，也该六、七十岁了。他在彼时彼地表现出的慌张和软弱，以及撂下箩筐，跌跌冲冲跑了的形象，也常在我们面前晃动。显然，他不是拾荒之类的城市贫民，也绝对不像一个从事野外作业的体力劳动者。那么，他是谁呢？那把写着“蔽风雨，护人生”六个字的油布伞，对他而言有什么意义呢？拔了半箩筐青菜，最后撂下而逃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是他的第一次，还是他的最后一次……？“六宜楼”与“男派出所”也算是特殊的两位：一个穿长衫、留辫子、蓄胡子，一个是讲话总怯生生的，而且不合潮流。最奇怪的是，两人都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单位，这种“两无”情况在当时被视为大忌。特别是“男派出所”，年纪轻没有工作，不结婚，却领养了一个孩子，真的很特殊。这两人是否都活过“文化大革命”？无人知晓。

水是桃花坞的骄傲，桃花坞从来不缺水。除了河道，还有更多的水井。大户人家、一般殷实人家，只要有庭院，几乎都有口水井。而大街小巷，还有公井、义井，桃花坞只愁水多，从不愁无水。早先，一般人家总有两只缸，一只米缸，一只便是水缸。如果饮用的是河水，则总把水倒满缸中，然后倒进一小杯明矾水，再用竹竿或木棍在缸中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搅拌约十多分钟，当缸水渐趋平静时，再把缸底明矾水吸附的沉淀物，用管子吸出，或干脆不理它，让它沉积缸底，上面一缸水就可饮用了。用井水，就不必用明矾水，有的人家连河水也是直接煮烧食物。

大约在1964年左右，桃花坞地区开始安装“自来水”了，当时小池塘、小河浜已几乎填尽，居民开始增多，公井用水也显得有点紧张，就有居民申请自费安装自来水。市政部门也开始在小巷装起公用自来水龙头，花上一分钱便可挑回一担清水。但仍有人家嫌自来水有“漂白粉”味道（“氯气”），照样到大河边挑水用。至于井水，仍是人们的最爱。公井旁，总有好多人吊水、洗菜、洗衣服，因为井边用水还是居民们难得聚会聊天的机会。河水，特别是桃花河、城河（包括三角湖）的河水仍是十分清洁，专用自来水还不是桃坞居民的习惯。“杂货店”里明矾照样畅销，偶而断货，还会引起恐慌。桃花坞还是古城中最古老、最宁静的一隅，尽管比起观前、石路，桃花坞的破旧已经很明显，但桃坞人仍是很满足。

这种安于现状的满足，最后是被呼啸而至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冲毁的。最初，受到冲击的是桃坞地区惟一的完全中学——市四中，“停课闹革命”了，“破四旧”了，红卫兵，大字报，校长打倒，老师批斗，一片混乱，后又进驻了军宣队、工宣队，组织学生学习。一天，大家发觉一位姓丁的同学，头颈后有些红色的疮疤，说是“癣”。大家都感到惊奇，当时只听说有“脚湿气”什么的，颈上怎么患上癣呢？原来这位同学住桃花桥弄，停课时，常在桃花河中游泳，不慎患上了癣症。这让大家都很感慨，桃花河水，两岸居民不知饮用了多少代，一直很清洁，这两年河中鱼少了，螺蛳也不多了，但现在居然连游泳也不行了。据说附近有几家大厂的污水就直接排入河中，工厂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国家怎么也不管呢？——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无政府主义，就这样开始在大家周围明目张胆地肆虐了。

但在这个时候，我家门口的三角湖，基本还是老样，早先困难时期，湖西端东四亩田一带虽已被截断，但坝下仍有通道，现在，三角湖仍是城河最宽的一段，还是市民钓鱼、游泳和洗菜、洗衣服最好的场所，石幢弄、东、西四亩田、城北里、龙兴桥、长鱼池、东、西蔡家桥的居民，不用自来水的，仍主要饮用三角湖的清水。

高考取消了，反正没事，人也长胖了不少，夏季最好的运动游泳成了我天天的功课。早先，我学会了在水中仰浮，能长时期手脚不动，双腿稍沉水中，胸部几与水平，头，特别是面部仰于水上，能呼吸，能讲话，仰望蓝天白云，别有情趣。河中鱼虾多，也不怎么怕人，人浮水面，时不时就有鱼儿来啄你的腿，啄你的背，啄你的头颈，痒痒的，酥酥的，偶而划动的手脚还能碰到鱼身，鱼儿激动起来，跳出水面，又“噼啪”一声掉入水中，溅你一脸水珠。这种仰浮，不是任何人能学会的，但学会后十分有用，特别在游泳感到疲劳时，只需仰卧于水中，随水漂浮，任水浪托浮，比站在岸边还舒服。在经常一起游泳的伙伴中，我是第一个学会仰浮，因而也特别的得意。

记得一次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同伴们家住得远，全都上岸回家了，我还在湖中。发觉父亲与他的几个同事正从东北面的城墙基的土路（平四路前身）上走来。当时父亲还在齐门的制革厂工作，下班，总是沿城墙基从齐门到平门，再到桃花坞的。我待父亲一行走近湖边时，便躺在水面上仰浮起来，本意是让父亲看看我的游泳技艺。我也的确瞥见父亲一行人在城墙基上，对在水中的我指指点点了好一会，但双耳浸在水中，听不清讲些什么。待父亲从东四亩田河坝上走到城河里边，沿河岸赶回家中，我这才上岸。谁知父亲一见我就沉下脸来：“这么大的人，吃饱了没事做，好端端的活人不做，漂在水上，让人骂‘死人’！”原来，当时父亲一行在城墙上走过，其中一个眼尖的发现了湖面上的我，因我是躺着让水托着浮着，便误以为是淹死的人，有的还说：怕是时间长了，人都浸胖了，白白的……当时我已20岁，我感到这是父亲对我责骂最严厉的一次，父亲的恼怒是出乎我意外的，可用“雷霆大怒”来形容。乡邻们也都惊呆了，因为父亲平时总笑嘻嘻的，人称“阿弥陀佛”。这一次，却不寻常。事后才从母亲嘴里得知，那一阵，父亲心情非常恶劣。父亲是个很胆小的老实人，又有点迷信。那几天厂里正贴了大字报，虽未指名道姓，却暗示厂里“走资派”包庇“苏州制革业最大的‘资本家’”，父亲非常不安，只担心“抄家”与“批斗”，而我却在水里“装死人”取乐。

“三角湖”果然也没太平几天。当市区到处是大字报的时候，从西街－桃花桥弄－龙兴桥－龙兴桥底，成了手板车的热线。那些装满碎砖破瓦建筑垃圾的板车，不断从各处汇集到这条路上，最后的终点就是城河与三角湖。那时，蔡家河已划入林机厂与机床电器厂，城西北无人管理的城河，成了倾倒垃圾的最佳处。城北里北面的城河填没了，垃圾板车逐渐向我家附近进逼，三角湖危在旦夕，附近的居民几次出面阻挡，我们还用水泥管子竖在路上阻断路面。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白天居民里老人多，小孩多，哪挡得住凶神恶煞般的垃圾车进逼？几个月后，工厂“停产闹革命”了，垃圾车才开始消失。

1968年底，当我与弟妹等纷纷上山下乡时，“三角湖”又复宁静了。第二年回家，三角湖水仍是清澈异常，仍有渔民在放鱼鹰，捉甲鱼，但这已是湖水毁灭前暂时的宁静。七十年代初，已经把蔡家河填没并各占一半的林业机械厂、机床电器厂开始扩占厂部，把眼睛盯住三角湖时，地方上什么都处于无人管事的状态，而单位的“需要”成了最有权威的理由。于是，填河、扒城墙、搬迁、拆房、砍树、造厂房……桃花坞内城河，从尚义桥起东北走向直到平门段，就在这个时期被彻底填没。作为内城河最宽深的一段——三角湖，作为桃花坞的母亲湖——三角湖，虽然几经周围居民争取，也未能挽回被填没的命运。湖面被填没了，一大半被纳入机床电器厂内，一小半后来成了平四路的路基。

从此，城河、三角湖、昔日桃坞腹地上的荒野、菜畦、古树、废院、旧宅，以及附丽于它们的各类居民、乡亲、儿时伙伴，只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牵挂，它不够浪漫，也不够悱恻，当它留在记忆里而时时挥之不去时，才让人感到，这还多少带有一点苦涩，带有几丝遗憾。

2001年，我参与“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”工作时，为撰写论文《园林家居的意义和前景》，曾多次深入到阔别多年的桃花坞腹地，这里已经面目全非。原有我十分熟悉的小桥流水、旧院荒园，都被厂房和“老式新公房”取代了；而古迹之渺然，老民居之破落，糟糕得令人鼻酸；违章建筑加上原本就狭窄的街巷，使这里分外的拥挤、沓杂……作为古城内最古老的街坊之一，桃花坞有着其他街坊无可比拟的深厚人文内涵，历史上它对苏州的贡献也甚为巨大，现在却是明显地衰落了！但同时，对这里被列为旧城改造1号、2号地块，我也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（尽管有关部门编号时，未必全从这点考虑）。于是我撰写相关论文时，全篇四段，就用了整整一段专谈“桃花坞的改造与保护”。文章在编入《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》时，有关部门对我的尖刻话语和强烈呼吁未予丝毫删改，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，桃花坞的现状确已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。

更让我惊愕的是，我家兄弟姐妹4人，有3人文革时下过乡，改革开放后回苏工作20多年，都快退休了。弟妹所在单位，需要老家所在的派出所，出据证明他们的下乡年月，以便计算工龄。不料，先后都被告知：没有我们提供的以前住宅门牌档案，理由是：西蔡家桥根本没有16号、17号、18号的门牌（1988年编的《江苏省苏州地名册》，西蔡家桥门牌起讫为1－10号）！后来，费了相当的口舌，才间接地被予以认可。这事很令我感慨，我们当时住在西蔡家桥，这在宋代是著名的蔡庄，作为地名，也已存在好几百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处于无政府状态，机床电器厂掌权的造反派，要扩建厂房，根本未办手续，就硬将我们几家拆迁了，因为未经报批，“蒸发”的民居自然就没有档案可查。才过去二十多年，户籍就如此地“沧海桑田”了！档案都如此，何况人乎！ 

又是十年过去了，桃花坞作为“历史文化片区”终于真正地引起世人的关注，深入推进综合整治保护与利用，以利环境整治、改善民生、传承文化、发展旅游，成了古城城市建设的重大工程 ，桃花坞振兴在即。作为“老桃坞”，我仅能以点滴的回忆和资料的荟集，作就一瓣心香，恭祝桃花坞的新生。

在撰写本书时，承蒙诸多好友的支持与帮助，特别是吴方中、洪云翔、王稼句、张维明、潘振元、王林祥、诸家瑜、宋永华，照莲法师、惟齐法师，以及老学长、老同学余志芳、金子棠、邓永茂、黄更生和我的亲弟妹继志、木兰、桂英等，就桃坞故里的来龙去脉，贡献了不少资料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！ 

苏州桃花坞的存在，不仅有生活的意义，还有生态的意义，在我们喜说或回忆桃花坞时，千万不能忘记桃坞人的兰风梅骨，不能忘记桃花坞给人最初和最深的印象是一派天真。旧时的桃花坞早就已矣，它是属于最后的古典；重生的桃花坞当然不应当是一襟晚照，它应当的是现代的、新颖的，但一定要是人文的、生态的。惟其如此，桃花坞才能新生，才能红颜不老，才能有人与自然和谐的淑世情怀，才能有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愿景。

柯继承  

辛卯年正月初七于忘形读书斋